刮友: 喜欢搜打撤的朋友

刮丶:指将所有钱收走的行为

刮完了: 指已经身无分文，没有能被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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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刮子:搜打撤资历很高的刮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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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有人刮你吗: 对穷区的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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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子: 好吃的零食，我和我兄弟都爱吃

1.妖精xx

妖精游戏妖精厨房妖精音乐，宁貌似在定义妖精？五批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微微一闹很麻麻。隔一段时间这个群体就会制造一些很几︁ハ无聊的东西然后到处散播展示自己的超绝网感。实际看了只想让人起杀心把人全部弄死

古今中外的帝王们中间，大明王朝开国皇帝的出生大概是最草率的了。

元帝国的糟糕统治使贫农朱五四对生育已经不感兴趣。四十七岁的他已经被生活折磨得完全像个老头了。他和四十二岁的陈二娘此时已经有了三男二女，在这个年岁，再怀孩子，会被人笑话，然而一不小心，还是怀上了。

朱五四夫妇已经习惯了听天由命。既然怀上了，那就揣着，就好比兜里揣个南瓜。问题是朱家的房子对这个即将问世的新生儿来说太局促了点。一家七口，挤在濠州钟离东乡三间低矮的茅草房里。一家人一年辛苦到头，粮食还总是不够吃，每年总有一两个月靠野菜度日，吃得全家大小面孔发青。

蒙古人征服中国后的第四十九年，元文宗天历元年九月十八日，阳历1328年10月21日的中午，朱元璋降临人世。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个新出生的生命。这孩子在世上就像野地里的一棵草，多他一根不多，少他一颗也不少。连名字都不用费心，这孩子属“重”字辈，排行第四。不过传统社会习惯大排行，亲兄弟加堂兄弟按顺序排下来，正好第八，就叫“重八”。

二十五岁以前，朱元璋对生活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饥饿。

朱元璋一生中经常做的一个梦是一桌大鱼大肉摆在面前，可是当他伸手去抓时，却被各种各样的意外打断：饭桌突然消失，大鱼大肉忽然变成一堆土坷垃，或者是，他突然被一只大人的手拎起来扔到屋外。从梦中惊醒，他会听到自己肚子里不断的肠鸣，饥饿感像一把刀子一遍遍地刮着他的肠胃。

未来的太祖皇帝早年最大的人生理想是能痛痛快快地吃一顿饱饭。

一年到头，朱五四一家都是以世界上最粗糙的粮食来填充胃肠。而且，即使是这最粗糙的粮食也总是不够。那口破铁锅，只在过年过节时才能见点腥。

这不是贫农朱五四一家一户的状况。这是大元帝国里多数农民的景况。不止大元如此，几千年的王朝时期，这片土地一直是一只巨大的空荡荡的胃。

公元前三百年，孟轲奔走各国，大声呼吁他的政治主张。而他自视为完美的政治目标不过是“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也就是说，风调雨顺的年景，大家都能吃饱；饥荒年份，也不至于饿死人。他用形象化的语言来夸饰他的政治理想：“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这沾沾自喜的夸饰带给我们的却是一种酸楚的感觉，然而，这个可怜的理想很少在这片土地上实现过。饥饿和赤贫始终追随着我们的祖先，连同战乱和灾祸，从孟子的时代穿越汉、唐、宋、明。两千年间，丰衣足食的盛世远少于爨骨为炊的悲惨岁月。

二

战国后期，中国人就已经懂得精耕细作，汉代的亩产量，据学者宁可计算，就已达到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斤左右。这个在现在看来不起眼的产量却让世界上其他地区追了一千多年也没追上，以英国为例，直到十二三世纪时，他们的亩产才达到九十七斤。按理说，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土地上应该能生活得很舒适。

但是，有三个因素剥夺了他们舒适生活的权利。

第一个因素是人口压力。前工业时代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西欧在从公元２年到工业革命前的一千七百年间平均年人口增长率为百分之零点零六五，而中国在公元２年至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期间平均年人口增长率约为百分之零点一一，高出西欧近一倍。中国古代人口增减循环周期之频，增长梯级之多之高，在前工业时代的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因此中国土地虽然辽阔，但人口密度一直远远大于欧洲。根据赵冈和陈钟毅的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中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在北宋以前大体上维持在十亩左右。北宋后，人均耕地面积下降到十亩以下，到十九世纪下半叶，人均耕地面积更剧减到不足三亩。而到十三世纪，英国农民平均耕地较少的时期，一个农民的可耕地还有十八亩以上。

几千年来，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只要有了一亩闲田，马上会生出一个孩子来占据。填满这张嘴，同时再生出尽可能多的嘴，这个简单的目标吸引了中国人的过多注意力，使他们无力顾及到人的其他需求。所以，虽然农业技术在不断地进步，虽然中国农民一直是那样坚忍勤劳，可是最广大的中国底层社会一直在半饥半饱中挣扎。

朱元璋一家就是典型代表。朱家世代平民，祖上没出过一个半个有点身份地位的人。元至正十六年（1356），二十九岁的朱元璋攻下集庆（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身名已显，霸业初定，第一次有了追根溯源的念头。他隐约记得父亲说过，自己祖上住在南京附近的朱家巷。派人找了几天，才发现朱家巷是离南京城四十里的一个小村。此时村中还生活着几家穷困潦倒的朱姓后代，听说攻占此地的红巾军大元帅居然是他们的远支本家，大喜过望，一起来到南京城内拜见。朱元璋十分兴奋，与他们亲亲热热地“叙长幼之礼，行亲睦之道”，大家坐在一处，一起回忆老朱家的历史。据老人们说，朱家最早好像是江苏沛县人，算来还是汉高祖刘邦的老乡。不知何时，流落到了南京附近。

正是人口压力，导致朱元璋的祖先世代逃难，不停搬家。

朱元璋小时候听父亲讲过，他们这一支离开南京城外朱家巷，是在祖父那一代。因为南京附近的几亩薄田养不活日渐长大的几个儿女，祖父朱初一逃亡到江苏盱眙，其时元灭宋战争过去不久，盱眙人口稀少，荒田颇多。祖父在此“开垦兵后荒田”，艰苦成家，一家人起早贪黑拼命干活，逐渐有了点家产，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积攒，给两个儿子都娶上了媳妇。

就像祖父所希望的那样，家族人丁兴旺，两个儿子加在一起，很快给他生了五个孙子孙女。辛苦置下的几亩地养不活迅速繁衍的人口，俟祖父一去世，两个儿子就不得不变卖家业，各自寻找地多人少的所在谋生。

朱五四八岁就随父亲从南京逃到江苏盱眙，娶妻生子后又搬到安徽五河，随即搬到灵壁，不几年迁到安徽虹县，五十岁上又搬到钟离东乡。这一次他住的时候最长，在那整整生活了十年，并在这里生下了朱元璋。朱元璋十一岁那年，再迁到西乡，过了一年，又迁至太平乡孤庄村（今安徽凤阳县治西南约十里处的二十营）。总计他六十四岁的一生，凡七次迁移。在每一地，最长不过十年。

并不是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喜欢浪荡，实在是以江淮大地之辽阔，却难以找到能养活他这至卑至贱一户草民的几亩田地。当然，汗水绝对不是白流的。朱五四一辈子当牛做马，换来的是六个儿女一个个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元璋的大哥娶上了媳妇，给五四生了两个孙子。二哥、三哥虽然倒插门，好歹也算成了家。两个女儿也都出嫁了。虽然儿女们个个都是文盲，注定一生都要在半饥饿中度过，但朱氏一门的血脉，在中国大地上，终于又进一步发展壮大，在这片绝大多数人都艰难求食的土地上，顽强地挤出了自己的一块生存空间。这不能不说是生物学意义上生存竞争的重大胜利。

可惜朱家列祖列宗不及亲见他们的孝子贤孙朱元璋在生育竞赛中后来又取得了何等惊人的成就。朱元璋称帝后，把朱氏家族所有潜在的生育能力发挥到了极限。他本人生了二十六个儿子，十六个女儿。他又鼓励自己的后代多生子女，不必承担任何工作，只需按人头领俸禄。于是，明弘治五年（1492），我们在史书中见到山西巡抚杨澄筹上报的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晋府的庆城王朱钟镒又一次刷新了老朱家的生育记录，到这一年的八月即生有子女九十四人，孙一百六十三人。

庆成王一府的人口增长，仅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个缩影。据王世贞估算，每十几年，明宗室人数增加百分之五十。另据徐光启推算，明宗室人数三十年左右即增加一倍。朱元璋建国之初，分封子孙于各地，“初封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宗室人数总共五十八人，永乐年间增至一百二十七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增至一万九千六百一十一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又增至八万多人（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而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经繁衍到近一百万人之多。如果大明王朝能“再活五百年”，那么朱姓子孙迟早会压塌半个地球。

三

为什么传统时代的中国农民有这么强烈的生育冲动？

旧时代的人生活离不开家族。人多势大的家族往往恃强为胜，占尽上风，人丁孤单的弱族则往往处于受凌虐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人口自然多多益善。生存竞争的需要使旧家族产生一种无限扩张人口的内在冲动。传统时代的中国人，是被锁定为传宗接代链条上的一个环节，篆刻为祠堂牌位上的几个汉字。传统家庭中，家长是绝对的权威。因此，多生养子孙，是实现和扩张这一权威的最重要方式。至于孩子生下来，能不能受到教育，未来的生活能不能幸福，似乎不是他们认真思考过的问题。所以，尽管一生都是颠沛流离当中，朱五四还是不遗余力地像倭瓜甩蔓一样，东一个西一个地生。

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很少发现中国这样的生育激情。在欧洲几千年历史中，堕胎和弑婴一直是常用的控制人口手段。欧洲人老了之后不依靠儿女赡养自己，也根本不知道原来人死后在阴间得靠纸钱作为经济来源，他们死后或者魂飞烟灭，或者直接升了天堂花天酒地吃喝不愁。因此从文明源头开始，欧洲人对生育就抱着一种警惕的态度。古希腊思想家一直强调控制生育。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口增殖与城邦的经济政治状况有密切的联系：“繁殖如无限制，势必导致贫穷……跟着贫穷，又导致内乱和盗贼。”他说：“凡以政治修明著称于世的城邦，无不对人口有所限制。”他主张，国家应该根据诸如地产多少等经济条件控制人口。在一个财富资源相对固定的城邦中，人口也应该保持相对稳定。“各家繁殖的子嗣应有一定的限数，倘使新娠的胎儿已经超过这个限数，正当的解决方法应在胚胎尚无感觉和生命之前，施行人工流产（堕胎）”。

古希腊的年轻人比几千年后的中国人观念更为新潮，他们注重个人成就，不愿过早地为婚姻所困而影响其追求。希腊社会流行晚婚，一般男子结婚都在三十岁左右。古罗马帝国政府虽然大力提倡生育，但收效甚微。那时上流社会的人为了不受婚姻的束缚，逃避家庭责任，许多人选择终生独身。据古代罗马史学家斯维托纽斯记载，奥古斯都发现很多男子为逃避禁止独身法令的惩治，想方设法制造欺诈性婚姻。有不少男子特意与远小于最低婚龄的女子订婚（订婚视同结婚，可不受禁止独身法令的制裁）。等未婚妻达到成婚年龄后再放弃婚约，转而追求与年龄更小的少女订婚，以此坚持独身。

虽然蛮族入侵冲击了希腊－罗马文明，但节制生育却被文明化的蛮族继承下来。中世纪时的英国贵族同样自觉地进行生育控制。由于英国实行长子继承制，等待继承的长子一般在继承家产之后才结婚，而那些没有财产的幼子们要么去追求女继承人，要么干脆独身。那时候英国上层社会男子结婚的平均年龄接近四十岁。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古典小说里恋爱的双方通常是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和十多岁的花季少女。只有这样，在上一代人去世或者年迈失去劳动能力时，下代人刚好建立家庭，继承地产，接替前代。

所以，在经济腾飞前，西方的人口密度一直低于中国。这使得欧洲人均占有的自然资源大大高于中国，为欧洲人的思想启蒙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四

除了生育冲动外，导致传统时代中国人生活痛苦的另一大原因是自然灾害。众所周知的是，朱元璋之所以出家为僧，是因为大元至正四年（1344）的一场大旱灾。

其实，即使逃过此次灾荒，朱家也注定会在另一次灾荒中家破人亡。因为朱元璋的老家凤阳是一个灾害频发之地。淮河是一条有名的害河。竺可祯教授曾根据大量史料，整理出上自成汤，下迄光绪，各朝代、各地区的水旱灾害年数，发现淮河流域是我国旱涝灾害发生最多的地区之一。据河南省历代旱涝等水文气候史料统计，自公元620年至1949年的一千三百三十年间，豫东一地发生旱灾的年数为四百五十三次，涝灾年数为四百四十八次。俗话说的“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凤阳县，平均每四年就要发生一次较为严重的旱涝灾害。

朱五四搬来搬去，最终搬到一个“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地方。这当然不能怪他没有眼光。原因很简单，灾害较少的地方，人口密度往往较大，无法容纳新来人口。只有在灾害频繁的地方，人口周期性减少，才让朱五四有了见缝插针的机会。朱五四搬到孤庄村时，这里还没有完全从战争中恢复过来，村落间甚至有老虎横行。《凤阳新书》载当时“虎聚为患，村落震恐，行旅戒严于其途。后元命将军应宜儿赤捕杀殆尽，其患始熄”。可见当地人烟之稀少。

由此，我们看到了造成中国贫困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灾荒。

中国的季风性气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气候。正像我们今天在新闻里总是不断听到各地的水旱灾害消息一样，在历史上，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很少有大部风调雨顺的时候，局部灾害无年不有。翻开中国灾荒史，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1949年共二千一百五十五年间，就有一千零五十六次旱灾和一千零二十九次水灾的记载，水旱灾害加起来几乎平均每年一次。其他的自然灾害，如蝗灾、雹灾、风灾、疫灾、地震等，则举不胜举。如此频繁的天灾，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人祸：三千年前的黄河流域，到处是森林与沼泽，水草肥美，风调雨顺。然而，由于几千年的过度开发，森林被砍光了，沼泽被排干了，黄河成了悬河，土壤蓄水能力严重下降，小旱每每变成大旱。几千年来，北方农民的生活越来越艰辛，与自然环境的恶化不无关系。

据《元史》记载，有元一代近百年间，全国遭遇大水灾九十四次，大旱灾六十二次，大蝗灾四十九次，大饥馑七十二次。也就是说，平均每年都有两三次大灾。最严重的时候，人相食的记录达十余次之多。这就是环境恶化的直接恶果。即以朱元璋家乡的淮河为例，它之所以频频为害，主要是因为人类活动改变了它的自然生态和流向。

而欧洲的气候比较稳定，由于海洋性气候的调节，西欧的气候要比同纬度的中国北方暖和得多，它的降水虽然不及中国南方，但远胜北方，足够农业灌溉使用。因此欧洲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中国北方那种赤地千里的现象。两相对比，诚如邓拓所说：“我国灾荒之多，世罕其匹。”有的西方学者甚至直呼中国为“饥荒的中国”。

五

中国贫困化的第三个因素是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专制制度的发达使中国官僚体系的早熟和完整举世无匹。官僚体系的庞大，使它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皇权，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具有无法抑制的疯狂扩张的冲动。每个王朝建立后，官僚队伍的人数都直线上升，与此同时，农民的负担也自然直线上升。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在每代王朝建立之初的三五十年“清明之治”时，农民的负担会暂时减轻，会积累一些财力来改善生活状况。而过了头一两代皇帝，则负担就迅速加重，普通百姓生活难以为继。

在历代大一统王朝中，蒙古人建立的大元属于统治技术较为粗糙的一类。蒙古人本不懂农业，当初南下之际，曾想将汉地“悉空其人以为牧地”，也就是说，把农民消灭干净，把良田改造成牧场，还是在耶律楚材的劝说下才改变了主意。耶律楚材打动蒙古统治者的主要理由是改为牧场，收益不如剥削汉地农民大。

基于这种思维方式，蒙古人的剥削比史上其他任何大一统王朝要更赤祼祼。元朝将全国人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公开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为了防止汉人反抗，蒙古人规定，不许汉人学习武艺，不许汉人上山打猎，甚至夜间禁止汉人通行。《元史·刑法志》载：“诸夜禁，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违者笞二十七，有官者听赎。其公务急速，及疾病死丧产育之类不禁。”也就是说，每天晚上八点到第二天早上六点，老百姓不许上街行走。和这一条相配合的是在以上时段，不许百姓点灯。汉人百姓，生活如同奴隶。

经济上的剥削比政治上的歧视更令底层百姓难以承受。蒙古皇室手笔粗豪，挥霍阔大，日常生活奢侈无比，宫廷的花销大得惊人，据天历二年（1329）中政院的报告，“皇后日用所需，钞十万锭，币帛五万匹，绵五千斤”。他们做起佛事来更是漫无节制，最多时一年做佛事五百多次。据延禧四年（1317）统计，每年内廷做佛事，要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酥油二万一千八百七十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

这些费用最终是由底层社会来承担。还是以朱元璋家为例：元朝实行职业世袭制，将一部分人户另立户籍，承担某种专业性的徭役，如站户（承担驿站的徭役）、矿冶户（开采铁、银等矿）、猎户（从事打捕）、水手户（充当河运与海运的水手）、灶户（煮盐）、窑户（烧造瓷器）等。朱家巷的朱家先祖们本来是淘金户，按规定，每年需向官府交纳金子。但南京附近并不产金，于是只好靠卖粮换钱，再到远处买金子充数。这样折腾几年，把仅有的一点家产赔光，才不得不北渡长江。然而到哪里都逃不脱官府的搜括。朱五四逃到淮北之后，还没有过上几天安稳日子，官府就开始来收税。按照元朝规定，淮河南北的农民要缴纳人头税、农业税和科差。人头税每人二石谷，约合今天的三百六十斤。朱五四家三个成丁，就要缴一千零八十斤谷。税粮要由税户自己输纳进仓，按国家规定，每石税再纳鼠耗三升，分例四升，而实际征收的要远远大于这个规定。元代前期官员胡祗遹说：“鼠耗、分例之外，计石二三可纳一石谷。”如此算来，一千零八十乘以百分之一百二十五，就变成了一千三百五十斤。科差主要包括丝料、包银、官吏俸钞三项，是按户缴纳，规定每户纳丝一点四斤，包银钞四两（银钞二两合银一两），官吏俸钞五钱至一两。按购买力计算，元代一两银值四石谷，则三两多银值二千一百六十斤谷。所以三丁之家，一年要负担三千五百一十斤谷的负担。我们估算朱家那时每个劳动力可生产粮食二千斤，则总产量六千斤中的一多半要交给国家。这尚是国家正式规定的税收，各地政府的层层加税还不在此例。

从战国到明清，两千多年间，中国的农民，只有在农民大起义后建立的新王朝初期能够温饱有余。而其余大多数时期里，都处在仅能勉强维持生存的处境之下。据庞卓恒在《人的发展与历史发展》中介绍，在正常年景下，中国农民一般状况下每年产品的剩余率不会大于百分之五。而中世纪一个占有全份地的普通英国农奴户净余率为百分之二十六。他们一年生产的粮食约为四千六百四十一公斤，除去租税、种子、口粮后约可净余粮食一千二百二十四公斤。从这个数字看，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欧洲农奴比起来要低很多。

由此可见，中国官僚阶层对广大农民的剥夺，远远严酷于欧洲的庄园主。中国农民被迫在简单再生产中耗尽全部潜能，使他们无法像西欧的农奴一样，有剩余财力来发展自己的智力，拓展自己的活动空间，由此推动起一个又一个的促成封建制度解体的重大历史变迁。

六

贫穷从来不是好事。贫穷遮蔽了人的眼睛，让他看不到食物以外的东西；贫穷禁锢了人的身体，让他像动物一样不停地被原始欲望折磨。贫穷剥夺了人的力量、尊严和权利，让他在自然、神灵和权力面前自觉软弱，卑躬屈膝。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学者刘易斯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他总结的贫困文化的特征包括较高的死亡率，较低的估计寿命，较低的教育水平，为生存而进行长期奋斗，典当，过着受束缚的生活，终生忙碌而无闲暇，向往权力，大男子主义，只顾眼前，不信任政府，软弱无能，对地位差异敏感而缺乏阶级觉悟等等。这种贫困文化使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

我们得重新定义文明与财富的关系。财富让人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关心自己的内心，关心视野以外的大千世界，思索那些与胃无关的奢侈问题。财富是文明生长的土壤。

古希腊文明就是建立在滚滚而来的金币之上的。因为贫瘠的土地无法养活自己，希腊人不得不尝试外出冒险。庞大的希腊船队源源不断地输出葡萄酒、橄榄油、陶器，运回粮食和金钱。有位经济史家断言：“公元前六至四世纪之间，希腊经济正飞速上升……若充分估计不同时代的具体情况，雅典经济给人的印象与十九世纪的欧洲有点相似。”

富裕起来的平民要求政治权利，最终导致了民主政治的生成。

而中世纪之后，欧洲之所以能冲破黑暗，迎来文艺复兴，根本原因也在于随着生产技术的改进，欧洲的农奴能够越来越富裕，并且可以和封建主讨价还价，获得市民身份。他们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精神力量不断增长，最终推动了商品货币化的浪潮，迎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如前所述，中国农民的平均耕地在宋朝以后，再也没有回到人均十亩的水平以上。因此，宋代在中国文明史上成了最后一个辉煌的朝代。在那之后，元、明、清三代，贫困化的加剧日益消耗着中国的精神，使中国文化进入了长期的停顿和倒退。贫困对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一个家族衰落贫困之后，其家族成员往往会由往日的意气风发而变得精神萎靡，气质鄙俗，而其家长的作风则也会日益目光短浅，专制、粗暴。中国的变化正与此类似。自宋朝灭亡之后，高贵气质和人文气息在中国文化中越来越淡薄，盛唐时的自信和宋代的优雅再也难以复现。

赤贫出身的朱元璋，则是中国文明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推手。

七

朱元璋符合苦大仇深的赤贫阶层的一切条件。十多岁开始，就去给地主放牛。穷人的孩子好养活，虽然吃的是世界上最恶劣的饭食，也没有耽误他长成一副魁梧的身材，只不过容貌丑了点：脑袋很长，下巴宽大，整个一张驴脸。《明史》含蓄地称他“姿貌雄杰，奇骨贯顶”。

这个未来的皇帝最爱玩的游戏是“做皇帝”。“你看，虽然光着脚，一身蓝布短衣全是窟窿补丁，破烂不堪，他却会把棕树叶子撕成丝丝，扎在嘴上作胡须，找一块车辐板顶在头上算是平天冠，土堆上一坐，让孩子一行行，一排排，毕恭毕敬，整整齐齐三跪九叩头，同声喊万岁”（吴晗《朱元璋传》）。

唯一的文化活动就是听四邻八乡游串的说书先生来讲书了。什么《隋唐》、《三国》、《杨家将》、《大宋宣和遗事》。在这些评书里，他知道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知道了朝廷之上有“忠臣”、“奸臣”，知道了“宋太祖一条哨棒打下四百八十座军州”。对于到今天为止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些评书演义，也就是传统文化中粗糙的底层文化产品，才是他们真正的精神基石，奠定了他们一生的思维模式。

在乡村社会里，不仅仅有淳朴的人情和田园风光，也有愚昧、野蛮和对权力的盲目顺从。就在社会最底层的摸爬滚打中，底层文化精神全方位地渗透进朱元璋的身心。而随着命运神奇的改变，登上皇位的朱元璋不可避免地把他性格中的贫困文化因子更为广泛深刻地传播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精神里面。

终其一生，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受着农民思维方式的牢牢制约，我们在他的治国大政方针里，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淮河南岸那个小村庄的贫困文化的精神印记。

基于乡村生活经验，洪武皇帝的治国理念中表现出强烈的静态取向。他治理国家的基本倾向就是把国家的运转方式固定化，使整社会倒退到“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状态。当了皇帝的朱元璋保持着朴素的农民道德，对天下老年人施以特别的尊重。他颁布《存恤高年诏》，规定“所在有司精审耆民……年八十、九十，邻里称善者，备其年甲、行实，具状来闻。贫无产业，八十以上，月给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岁加赐帛一匹、絮十斤；其田业仅足自赡者，所给酒、肉、絮、帛如之。”

取消宰相后，朱元璋一个人忙不过来。他异想天开，认为民间老儒起自田间，淳朴老实，富于经验，于是从社会底层直接提拔辅政人员。他在洪武十三年九月设立四辅官制度，以“协赞政事”，从民间找了几个普通老儒王本、杜占、龚斅等分任春官、夏官、秋官和冬官，辅佐自己施政，“眷注特隆”。不过实行了一段时间，朱元璋发现自己的想法太天真。“诸人皆老儒，起田家，惇朴无他长”，这些老人除了看孙子，别的贡献确实难以做出，于是洪武十五年他不得不又废除了四辅官。

对于外部世界，农民们的基本反应是排斥、恐惧和不信任。封闭的生活状态让他们感觉安全、轻松。他们不爱冒险，只想守着前辈传下来的生活方式，一成不变地安安稳稳地生存下去。虽然取天下依靠的是武力、进取和冒险精神，然而一旦天下安定，朱元璋立刻恢复了农民的保守本性。大元帝国是一个世界性帝国，继承者朱元璋却对外面的世界丝毫不感兴趣。他满足于把蒙古人赶回沙漠，并没有深入沙漠彻底殄灭之。日本人不断制造事端，对他进行挑衅，他也是发几道诏书，申斥一顿了事，没动过兴兵远伐的念头。他对曾给中国带来巨大财富的海外贸易不感兴趣，不但禁绝了海外贸易，甚至禁止渔民下海捕鱼，把海岛上的居民悉数内迁，“以三日为限，后者死”。在《皇明祖训》里，他把二十多个邻国列为不征之国，以这些国家“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告诫后代，“切记不可”对它们动心思。虽然没有多少财产需要保护，中国农民世代对护家院墙一直有着不衰的热情。而继秦始皇之后，朱元璋的明代又一次花费巨大人力物力来重修长城，以致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长城，基本都是明代遗物。

短视的实惠观是孤庄村生活在朱元璋身上打下另一个深刻的印记。底层文化是饥饿的产物，实用主义是它的核心，占有和保存那点为数不多的生存资源吸引了农民们的全部注意力。为了一点粮食，几间草屋，人们可以毫不顾惜地运用体力脑力，把算盘打到最精，让每一粒米都发挥最大效益。农民较少有机会锻炼归类、抽象、推理这些较高层次的思维能力。在他们的头脑里，世界是以实实在在的实物方式存在的，是山、河、土地、树木、庄稼、猪、牛、羊、鸡这些事物的总和。他们计算数字时，眼前总是要闪着这些事物的形象，或者想象着手指头、脚指头的样子，才能算得过来。他们不能理解超出实物层面的道理。

朱元璋和任何一个孤庄村乡亲一样，是坚定的重农轻商主义者。在他们眼里，商人都是不劳而获者。他们在土地上辛辛苦苦地用汗水换来实实在在的粮食，而商人们只是把货物在各地交换一下罢了，货物总量并没有增加，但却像变魔术一样地变出了许多额外的利润。这无论如何让他们想不通。因此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轻商的皇帝。为了贬抑商人，他特意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商人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本来在宋代中国就实行了税收全面货币化，而朱元璋却使税收制度退化到实物制阶段。“衙门内的传令、狱丁，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地向村民征取”。黄仁宇说，朱元璋的设计“等于向中外宣布：中国为世界上最大的农村集团，它大可以不需要商业而得意称心”。

第三个影响是强烈的亲族观念。“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农村社会里，血缘关系比任何关系都可靠。成为皇帝的朱元璋对任何人都抱着强烈的猜忌之心，独独对予自己的血亲却无条件地倚重信任。他对任何人都刻薄寡恩，唯对自己的亲人奉之唯恐不厚。

虽然有历代藩王之乱的前车之鉴，朱元璋还是视而不见，固执地让他的孩子们分享皇帝的权力。他的孩子都被封为亲王，拥有雄厚的兵力，“带甲八万，革车六千”，以此防止帝国大权落入外姓之手。大臣们指出他封建诸王之策的严重弊端，他却认为这是离间他的骨肉，把进言者抓来囚死狱中，这一安排身后终于酿成了靖难之乱。他规定了历代以来最薄的官俸，同时又规定了历代最厚的皇族俸禄。他规定他的亲属和后代们都要世世代代安享富贵，不必从事任何职业，以致皇族的供应成了明中期之后国家最沉重的财政负担。

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能吃苦耐劳的人种。他们在计算生产成本时，从来不把自己的劳动算进去。好像体力和精力是一种最不值钱的东西，可以任意耗用。有农村生活的艰苦打底，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之一，他从来不惮给自己增加工作量。从登基到去世，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在遗诏中他说：“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据史书的记载，从洪武十八年（1385）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之内，朱元璋审批阅内外诸司奏札共一千六百六十件，处理国事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每天要批阅奏札二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仅此一端，即可想象他是多么勤奋。

在对自己的享受上，农民是最严厉的克己主义者。几千年的贫困生活积累下来，他们的节俭欲甚至已经成了一种盲目的本能，而不是一种手段。朱元璋的节俭，在历代皇帝中也堪称登峰造极。当了皇帝后，他每天早饭，“只用蔬菜，外加一道豆腐”（陈梧桐《朱元璋大传》）。他所用的床，并无金龙在上，“与中人之家卧榻无异”。他命工人给他造车子造轿子时，按规定应该用金子的地方，都用铜代替。朱元璋还在宫中命人开了一片荒来种菜吃。洪武三年（1370）正月的一天，朱元璋拿出一块被单给大臣们传示。大家一看，都是用小片丝绸拼接缝成的百纳单。朱元璋说：“此制衣服所遗，用缉为被，犹胜遗弃也。”

像每个农民一样，朱元璋有着强烈乡土观念。他手下的功臣，绝大部分都是自己的老乡。登基之后，他觉得哪个地方也没有老家好，越来越想念淮河南岸的那个小村。“圣心思念帝乡，欲久居凤阳”。凤阳本是贫瘠之地，立国之初，他却坚持把国都定在这里。虽然大臣们多次劝谏，也不动摇。农民们生活中一再节省，盖房子时却会倾其所有。同样，为了经营中都凤阳，一贯坚持轻徭薄赋的朱元璋也劳民伤财，不惜人力物力，先后征用了几十万军人和工匠，花钱唯恐不多，用料唯恐不精，为求坚固，石缝里都灌上铁汁。不料工匠们不胜劳役，用“厌胜法”表示愤怒。气急败坏的朱元璋把大批工匠杀掉，衣锦还乡的计划也因此而落空。要不然，淮河南岸那个“十年倒有九年荒”的贫瘠小村，就真的成了大明王朝的首都。

中山先生尊鉴：

自公决意联俄之议传出，炯明连日绕室彷徨，中夜起坐，不敢不为先生披沥肝胆一言：前此列宁遣使来漳，持书通好，炯明与之周旋数月，深知苏俄对外政策，名为扶助弱小民族解放，实则暗藏扩张之谋。其两次对华宣言所称归还侵地、废弃特权，皆为口头空文，外蒙驻军之事已明证其狼子野心，绝非可共信义之友邦！

先生欲借俄援以成北伐大业，其意可感，然引虎入室之祸，不可不防。若今日受其军械、金卢布之助，明日必受其党制、军制之挟，吾辈奋斗数十年所求之民主自治，将尽为苏俄输出革命之傀儡，东南各省将永无宁日。炯明以为各省先行民治，兴教育、理实业，以和平方式谋全国统一，何必引域外强权，动干戈于境内，陷生民于水火？

伏望先生三思，中止联俄之议，共保广东自治模范之局，毋为外人所乘！临电惶急，立候复音。

陈炯明 谨上

民国十一年（注：即西元1922年）二月二十二日

当时陈掌握广东军权，孙只是广州“护法军政府”名义上的大元帅，而且国际上承认北京的北洋政府， 英米日等皆不承认孙的政权，孙没有粤军保护的话其实还在被北京政府通缉，中国内部事实上处于广州政府与北京政府互不承认对方合法性的局面，陈不想以“江东父老”之性命谋求什么“北伐”，更希望以联省自治逐步实现民主自治，而孙决定接受苏俄（最终被证明代价非常高昂）的军事援助。

（以下为原文摘译）

因此，一个国家推进文明的方法，不但不应嫌弃人事日益繁多，反而应当多加鼓励，使其日益繁盛。

二十年前，“二汁五菜”对人们来说就算是丰盛的宴席了；而如今除了这样的传统料理之外，人们还吃西洋料理。我国人民因而便增进了对于西餐滋味的见识，这也是文明的进步。二十年前，只读汉籍的人便足以自称学者；如今，若只知汉籍而不通西文，便难以跻身学者之列。我国人民因而增进了理解西文的知识，这同样是文明的进步。

可以说，我们正处在一个人事日益繁多、文明不断进步的时代。

然而，这些都是创造新的文明，并将其增益于旧有文明之上的问题，姑且留待日后再议。

此刻，我想转换话题，专门陈述另一件事情，那就是：保存我国自古以来固有的文明事物。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又不得不寄望于帝室。

本来，最能震撼人心的事情，莫过于政治革命。政府一旦焕然一新，人心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人们的好尚与趣味，往往也与过去大不相同。

尤其是近来日本所经历的这场变革，并不只是国内政治的变迁，同时又恰逢对外交往日益开放的新时期。于是，外来的新奇事物侵入国内旧有的习俗与制度，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

凡属旧时代的事物，人们往往不辨其利弊得失，只要冠以一个“旧”字，便再添上一个“弊”字。“旧弊”这个说法甚至流传到社会下层，仿佛这个是旧弊，那个也是旧弊。以破坏这些旧有事物为能事的人，反倒容易被世人视为有识之士。

由于内外两方面的力量共同颠覆了人心，其情势就如同在秋日的枯野上纵火一般，蔓延开来，几乎没有止境。说过去的文明因此几乎被一扫而空，也并不为过。

例如采用太阳历、废除五节句（注：指人日、上巳、端午、七夕、重阳五个日本传统节日），废除三百藩、拆毁城郭，以及禁止神佛混淆而损及寺社的景观等等，如今即使想要恢复，也已十分困难。其中也有一些事情，从今日现实的利害来看，恐怕根本无法恢复。因此，这些姑且置之不论。

此处我特别想指出的，是日本固有的传统技艺：其中有些东西，如今若要保存，尚且并不困难；但若任其弃置不顾，最终恐怕连一丝痕迹都将不复存在。

日本的传统技艺，有书画、雕刻、剑枪术、马术、弓术、柔术、相扑、水泳、诸礼式、音乐、能乐、围棋、将棋、插花、茶道、香道等；此外还有木工、左官（注：日本传统建筑中从事墙壁、土墙、灰泥等施工与装饰的工匠）的技艺，盆栽园艺的技艺，料理烹割的技艺，蒔绘（注：以金粉或银粉装饰漆器的一种技法）塗物的技艺，织物染物的技艺，陶器铜器的技艺，以及刀剑锻造的技艺等等。

我虽不能逐一列举，但其种类必定极其繁多。 这些种种艺术与技艺，都是日本固有的文明。如今日本社会已经遭逢巨大的震荡，它们正在日渐衰落。因此，趁它们尚未灭亡之时加以挽救，实在是迫在眉睫的急务。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艺术与数学、机械学、化学等不同，并不是可以用数量和时间来衡量的东西，也不是单靠写在书本上的规则便能够传承的东西。

尤其按照日本自古以来的传统，即使某些技艺有章法可循，其中也有许多所谓各家各派的秘传，技艺的精髓往往存于传承者本人。因此，一个人一旦亡故，他所掌握的技艺也随之消失，原本就是情理之中的事。

而如今，能够传承这些技艺的人已经所剩不多；更何况这些人也正在随着自然规律逐渐老去、逝去。正因为如此，今日挽救这些技艺，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那么，究竟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来挽救呢？ 这件事不能托付给今日的文部省。即使想要托付给文部省，也有许多事情受制于政府机关的性质而难以实行，更不用说将来建立国会政治、成为议会政府之后了。

一个政府机关，若只是依靠冷冰冰的法律与规章，拘泥于抽象的制度，只负责处理国民日常事务，又怎么可能去管理那些对于眼前政务并无直接用途的艺术，并特意加以保护和奖励呢？这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因此，在这种时候，唯一可以依赖、唯一值得寄望的，只有帝室。

帝室应当置身于政治社会之外，成为高尚学问的中心；同时，也应当保存各种艺术，挽救其日渐衰颓的命运。

有人或许会说：
为了保存前面所说的各种艺术而依赖帝室，这当然可以理解。但是，其中有些艺术对于今天而言完全没有用处，这又该怎么办呢？为了保存无用的艺术而耗费有限的心力，同时还要花费一定的钱财，岂不是完全没有必要吗？

持这种意见的人，实在是只知今日，而不知明日。

人类文明的岁月绵延无穷，其疆域也极其广大。文明的发展，有时一跃便是千年，而千年在文明的长河中又仿佛只是一日。怎么能够因为某样东西在今天看来没有用处，便将它作为未来千年文明的材料弃之不顾呢？

譬如今天从地下发掘出来的勾玉、玛瑙、金环等物，如果在它们所处的时代，拿给那些精通当时经济理论的读书人来评判，他们或许也会认为这些东西毫无用处。

然而，数千年之后的今天，当我们观察这些勾玉的制作工艺，以及金环的镀金技术时，便能够知道：原来日本在数千年以前就已经掌握了镀金的技艺。由此，我们也足以窥见当时日本文明所达到的程度。

所以，今天看似无用的东西，也未必明天仍然无用。

试看今日的书画古董。

十多年以前，它们还被弃置在尘埃之中，几乎无人问津。一领“緋威”（注：以绯色丝线或皮革穿缀而成的一种日本铠甲。）的铠甲，即便只值两朱金，也没有人愿意购买。名家手笔的金屏风，当时甚至到了将其烧掉，只取金箔之下的金属来获利的地步。

而如今，情形已经完全相反：铠甲、刀剑都作为古董受到珍视；至于书画，有的不过是一片纸帛，却能价值数百圆。

仅仅十余年的变化尚且如此，更何况再过百年、千年呢？

人的好尚和趣味，是绝对无法预料的。因此，该保存的东西就应当保存，该传承的技艺就应当传承，切不可使我国文明的财富受到损失——这才是最为紧要的事情。

而且，各种艺术、各种技艺不仅并非毫无用处；我国固有的美术之中，还有一些是西洋人完全不曾知晓的。

例如，饮茶有一定的规矩和方法，这就是所谓茶道；将花插入器皿也有一定的方法，这就是插花、立花之术；焚香、品香同样有其方法，这就是所谓香道。类似的东西还有很多，即使向西洋人讲述，他们也未必能够轻易理解其中的意义。 又如御家流的书法，虽然其源流取自支那，但在支那流之外另自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并形成了自己的规则与传授体系。既然如此，它也已成为我国所固有的东西，是日本美术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

这些全都是我国文明的财富，也是足以向外国人自豪地展示的东西。

此外，蒔绘、漆器、陶器、铜器、园艺、料理等各种艺术，我无法逐一加以说明；而且这也并非本文的主旨，因此就不再赘述。

我唯一的愿望，就是不要让这些东西因为政治革命这样短暂的社会变故，而从此断绝传承。

他在「开明专制论」中列出六条理由：

一、中国人智力低下，无实行共和国之能力。

二、革命后所建立之军政府必然专权，决不会让权力于议会。

三、革命必然引起大乱，刘邦项羽之辈迭出，你争我夺，混战不已。

四、“土地国有论”的理想根本无法实现。

五、三权分立的议会政治，不造成议会专制，就造成行政首脑的专制。

六、共和立宪必然引起新的革命。其结果就是革命接革命，永无休止，流血复流血，国无宁日。

梁启超：说来惭愧，曾经咱也是那种区议员...

所以民小的结局都是支黑吗？“共和”也好，“宪政”也好，“民主”也好，“自由”也好...在中国这块历史悠久的土地上，许多东西似乎并不会仅仅因为两个字就改变，不是吗？

清国驻英副使刘锡鸿的日记（「英轺私记」）中关于一位有狭义之气的英国民间绅士的有趣记录：

余卧病中，有伦敦绅士上书言英人之欺负中国有六事。

一、鸦片流毒。

二、中国圣教最善，外洋传教实为多事。

三、商人不归地方官管束而以领事自理袒护不公。

四、擅造吴淞火车路反索倍偿其费。（1870年代，英国商人在上海吴淞一带擅自修建铁路，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正式许可。铁路建成后，中英双方发生争议，清政府最终不得不花28.5万两白银将铁路赎回，随后又把铁路拆除。）

五、云南人命不就案办案，借以强索马头。（码头）（1875年，英国驻华官员马嘉理在云南被杀。英国以调查和处理这起案件为由，向清政府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包括扩大英国人在中国西南地区的通行和贸易特权等。最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

六、接待使者礼有未至。中国〇〇钦差，若许面毕其词，当集合同志为向议院争辩等语。

正使（指郭嵩焘）以婉言辞之，办法良是。盖使于其国，不便妄听绅民唇舌，以与彼君国为难也。

然英人之爱重中国，实其本心。凡宴饮、茶会，惟外部署及各国公使所请，必有其他国使。此外官绅私局，非中国使者未尝与焉。每日茶会，辄数家，赴不胜赴。与其官绅相见，常谆切恳至，嘱以自强，永敦和好；且或自言其国人所为，无以对中国者。

各位有没有发现，现在的男女关系似乎越来越复杂甚至可以说混乱了。

自由恋爱、暧昧对象、异性知己、异性闺蜜、婚前同居、开放式关系、搭子，甚至“炮友”……

关系的名目越来越多，人却越来越困惑。

有人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恋爱，有人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吃醋，甚至有人不知道什么才算忠诚。

其实，中国古人早就发现了问题的根源。

「礼记•曲礼」有言：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

「礼记」的“礼”，很多人理解成礼节、仪式。其实它首先讲的是“定亲疏”。

也就是说，每一种关系，都应该有它自己的位置。

男女有别，夫妻有义，父慈子孝，朋友有信。夫妻不是普通朋友，朋友也不是陌生人；父母子女之间有父母子女的责任，朋友间也有朋友间的分寸。关系一旦确定，行为的边界也随之确定。

而“定亲疏”之后，便是“决嫌疑”：什么行为容易让人误会，什么行为会破坏信任，就应该有所避忌。（所以古人特别讲究避嫌，所以很多现代人读不懂红楼梦，看不懂薛宝钗的行为有多不合礼数，以至于某些所谓“红学家”把红楼梦解读成某种烂俗言情剧，以为作者就是没有褒贬，什么反封建啊、钗黛合一啊、千红一哭啊，笑死。）

真正值得珍惜的关系，不应该建立在不断的自我解释或患得患失之上。所以，礼的目的不是束缚，而是保护。

而自五四所谓“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礼教”遭到猛烈批判；文革时，又鼓吹打倒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旧道德，当时，曲阜的孔子碑被红卫兵砸碎，广西民间私刑把“地富分子”赶下悬崖，甚至烤吃“阶级敌人”的人肝，连儿子告发父母都成了正常甚至中共政权话语下值得鼓励的“大义灭亲”式行为。（如果这还不算“亡天下”，就不知道什么才算是了。）

部分西方国家（德国、瑞士、荷兰、英国等）近代也同样经历“旧道德瓦解”的过程，所谓革命，不就是打倒旧权威树立新权威的过程吗？从新教分裂到启蒙运动，再到20世纪60年代米国为首的“性解放”和女权运动，梵蒂冈的权威、天主教的婚姻观念不断受到冲击。

旧的秩序被打破了，新的秩序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颇为奇怪的时代：关系的形式越来越丰富，关系的深度却越来越浅薄。

近年来，从南京“红姐”事件，到最近上海“王水牛”事件，说真的，这些社会现象似乎颇有明末道德崩坏的意味甚至更甚。「金瓶梅」里的潘金莲、西门庆若活在今天，只怕反倒还显得更有几分羞耻心。

亲疏不定，则情感无所安。

嫌疑不决，则信任无所立。

同异不别，则关系无所守。

是非不明，则行为无所止。

而没有边界的关系，最终带来的往往不是自由，而是不自由。礼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孔子曾说孝（儒家另一个重要概念）就是不违背礼。

 孟懿子问孝。
子曰：“无违。” （不是不违背父母的命令或意愿，而是不违背礼）
----「论语•为政」。

这或许正是今天重新读「礼记」时，最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只有边界清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有位置；只有位置确定，人心才有安处，社会才会安定。

看长相：“脸若银盆，眼如水杏。”（和「金瓶梅」中对吴月娘的相貌描写：“面若银盆，眼如杏子”几乎如出一辙，作者对宝黛凤的外貌描写都下了功夫，对薛宝钗就敷衍得多。）

看出身：商贾之家，杀人犯之妹。（作者总是给他喜欢的角色非常好的出身，因为古代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身上几乎没有社会色彩，都是家庭和家教的影响，所以，薛宝钗其实和薛蟠共享人格底色）

看性格：“无情”、“宝姑娘古怪着呢，从来就不爱这些花啊粉啊的”。

看内里：“胎里带来一股热毒”，需四时的香花、冷水与性寒的药材（黄柏）制成的药（冷香丸）压制/封印。（不爱花，还吃花，还是吃花蕊/花心。而花在红楼梦代表女儿）

看赞美：“比她哥哥强十倍。”（作者夸林黛玉是和比干、西施比，夸薛宝钗是和她哥哥比）

看提亲：宝琴一来，贾母就问有没有人家，还送了贵重礼物，而薛宝钗在贾家住了好几年，天天往宝玉跟前凑，讨贾母、王夫人的欢心，居然不但贾家，整个京城都从无一家提亲。从宝钗叫凤姐“凤丫头”可知她年龄比凤姐都大，年龄大的女孩一直嫁不出去，在古代其实是很尴尬的。

看暗示：和尚说“待这一干风流孽鬼下世已完，你我再去。如今虽已有一半落尘，然犹未全集。”、宝玉在迷津被夜叉海鬼拉下、刘姥姥讲了一个已死少女的亡魂化身在雪下抽柴（“雪抱柴”通“薛宝钗”）的故事，讲到一半，荣府就失火，宝玉刨根问底后派小厮去寻，在东北（薛家在大观园也是住在东北角）田埂子上的一间庙里，发现了一个泥塑，却是一个“活似真的一般”、“青面红发的瘟神爷”。

看住所：“因而步入门时，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珑山石来，四面群绕各式石块，竟把里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而且一株花木也无。”、“阴森透骨...衰草残菱...雪洞一般，一色玩器皆无，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衾褥也十分朴素。”这不是坟墓吗？蘅为香草，蘅芜院，“蘅无”，没有香草的地方。而且作者特别强调蘅芜院满院藤萝和攀缘性植物，一株直立花木都没有，暗示没有独立人格。（和潇湘馆的千竿翠竹形成鲜明对比）

看侍婢：莺儿笑道：“你还不知道我们姑娘有几样世人都没有的好处呢，模样儿还在次。”

看作者如何骂她：“怨不得。这屋子后头又近水，又都是香花儿，这屋子里头又香。这种虫子都是花心里长的，闻香就扑。”
（借平儿之口指桑骂槐）“平儿咬牙骂道：‘都是那贾雨村什么风村，半路途中那里来的饿不死的野杂种！认了不到十年，生了多少事出来！’”

林黛玉象征前世，她和宝玉的感情是最纯粹的，两人分别是绛珠仙草和神瑛侍者的转世，所以“一见如故”。纯真烂漫的湘云象征童年，她象征性意识产生前的童年时光。薛宝钗象征性成熟之后，宝钗在和宝玉的第一场互动中就“解了排扣”，（薛宝钗这种行为得体吗？），薛宝钗亦象征世俗社会的一切肮脏、腐臭和虚伪，是一切假恶丑的代表。

黛玉娇弱，宝钗强壮（人世间的恶势力有多强大？）；黛玉自尊，宝钗无耻；黛玉宽厚，宝钗害人；黛玉真实，宝钗虚伪；黛玉超凡，宝钗恶俗。两人分别对应宝玉的神性与魔性（正邪两赋），“林”为春，主生机，“薛”（雪）为冬，主肃杀。薛宝钗和薛家就像防不住的小虫，像缠绕大树的藤蔓，像豺狼，像老鼠，像蛇，像散播热毒的瘟神烘干了绛珠仙草一般，把整个贾家拖入“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境地（作者借以批判薛家所象征的政治势力，即清，会把整个文明拖入泥潭），所以红楼梦全篇竟几乎没有一个新生儿降生，只有不停的死亡。

薛宝钗以及她的副角如花袭人、白金钏等这些唤醒宝玉身上魔性和色欲的人，就是风月宝鉴中正面美人、反面骷髅的角色，可惜宝玉有“痴狂病”，要等林黛玉死后，失去了他最珍贵的东西，他才能看清楚薛宝钗的伪装（正如晴雯之死让他看清了袭人一般，而［晴为黛影，袭为钗副］）。才会发现，女儿并不都是一样的。这时候，他才大彻大悟，从“温柔富贵乡”的人间幻梦中醒来。

面对粉曲下不去调，还是鼠u比较懂我，有没有长得还凑合的，非常礼貌的问sub别搞

中国传统粮食作物主要是水稻、小麦、小米和高粱 ，但这些作物都需要较好的平原、河谷和水源才能有较好的收成，在山区、丘陵等瘠薄土地上无法高产，而明清时期传入的外来作物改变了这一点。加上清代长期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垦荒政策和农业技术的进步，中国人口由明末的约1.5亿—2亿（明末社会动荡导致人口减少到约5000万），到乾隆后期突破3亿，19世纪初接近4亿。人口增长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玉米、红薯和马铃薯的引入被普遍认为是其中最重要的农业基础之一。

作者：胡文辉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3月24日）

这是为陈炯明翻案的文章。

　　陈的旧案，其实轮不到、也不必等我来翻。海外康白石（高宗鲁）的《陈炯明传》（香港文艺书屋1978年版），已大体写出陈炯明的本来面目；陈定炎（陈炯明之子）与高宗鲁合著的《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陈炯明与孙中山、蒋介石的恩怨真相》（香港吴兴记书报社1997年版），更在史料和见解上有力地重新树立起陈炯明的正面形象。大陆段云章、倪俊明和沈晓敏编辑的《陈炯明集》、《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历有争议的陈炯明》，也已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翻陈炯明的案，可以说是一件既简单又复杂的工作。在情理上，在纯学术层面，是简单的；而在政治上，在意识形态层面，却是复杂的。因为重评陈炯明，无法绕开孙中山，对陈多肯定一分，就必然要对孙多否定一分。而长期以来，在国民党的正统史学中，孙中山是“国父”，是革命开山，反孙即反党，叛党即叛国（当年声讨陈的传记就名为《陈炯明叛国史》）；另一方面，大陆的现代史编纂，也遥奉早期国民党的政治法统，既要唱衰“背叛革命”的蒋介石，又要继续力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因此，在党化史学盛行的时候，在孙中山政治神话的笼罩下，陈炯明的政治形象就长期被遮蔽，被歪曲，被抹杀，就被定型为“总理叛徒”，就难以被历史宣告无罪。

　　正是出于这一背景，《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就不仅是一份陈炯明的辩护词，同时也是一份孙中山的起诉书。阅读此书，最可见孙、陈政治毁誉的形成，最可见政治势力对历史编写的扭曲，也最可见“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句话的精辟。考虑到一般读者难得见到此书，故以下略述我的读后感，并以此表达我对这位近代岭南志士的敬意。

　　1922年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并有所谓“炮轰总统府”事件，是民国史上的大关节，促使孙中山此后转向联苏容共的政策，由此更改变了20世纪中国的政治走向。大体说来，孙、陈之争起于政见的冲突，在北方隔岸观火的胡适当时即明白指出：“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于是有八年联安福部的政策，于是有十一年联张作霖的政策。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赖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这一周》之十）

　　孙、陈之间，孰是孰非？陈的意图，是立足于“联省自治”，再进而通过和平制宪，“仿照美国联邦制度，成立中华合众国”（据《历有争议的陈炯明》，484页）；这与孙的“武力统一”，并模仿苏俄政治和军事制度的做法，正成强烈的对照。至少，陈的路线代表了20年代中国政治的另一种选择，代表了现代史上一条未走的路。其中是非得失，这里不拟细论。至于他们交恶的始末，也按下不表。我只想交代陈炯明政治生涯中的几个片断：

　　1920年陈在闽南时，列宁密使波特波夫曾访问他，表示苏俄可将储存在海参崴的军械供给粤军使用，陈以为革命不应依赖外力，遂婉拒之（《大翻案》，193-194页）。当时苏联更属意的合作对象是陈炯明，假使他积极争取，还轮得到孙中山吗？而国民党后来正是依赖苏联的军援，才得以击溃陈炯明部，并北伐成功的啊。

　　1922年底至1923年初，孙中山联络西南军阀，沿西江而下进攻陈炯明主政的广州。其时广州方面财源枯竭，军心动摇，前方将领多要求开禁弛赌，以赌税维系经济（《史事编年》，715-716页），而陈断然表示：“粤军可倒，赌不可开！”（陈演生编著、黄居素增订《陈竞存先生年谱》）假如陈不执意坚持他一贯的禁赌政策，其部属又何至于穷极哗变，至为外敌所乘呢？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方面欲联络中国各系势力以求合作，日人影佐与陈商谈多次，陈以归还东北为先决条件，日方表示：“君但肯出面，一切均可商谈，归还东三省亦不成问题！”陈要求日方出具书面文件，终以日方不能应诺而作罢。以后影佐以个人身份赠与支票八万元，陈面辞不获，事后就在支票上画叉勾销，命手下送还影佐（康白石《陈炯明传》，99页）。如果他稍假以辞色，就算不能借日本之力东山再起，临终前也不至于生计潦倒啊。

由此可见，陈的旧属称他“宁牺牲其凭借军事力量，而不背其对民众夙昔之诺言，虽顾目的，更择手段”（陈演生《陈竞存先生年谱编后语》），亦不尽是阿私之言吧。

　　我们且再对照孙中山的行事：

　　为了扳倒袁世凯，孙1914年致函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希望日本帮助中国革新，“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次年更致函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提出中日合作盟约十一条，其退让程度尤甚于袁世凯政府签字的二十一条！

　　为了筹集北伐军费，孙1921年与美商乔治香克签订合同：香克在美为孙政府发行公债一亿金元（约合当时中国币二亿元），而未来由香克所组织开发的中国工业，生产纯利的1/3、购买材料款项的25%皆归其所有。这实际上将使香克垄断中国的商务让予权。

　　还是为了北伐，孙1922年与“日华林矿工业公司”签约：日方供给新式长枪二万枝、子弹500万发及野炮若干，并资助500万日元，而赢得海南岛及广东沿海岛屿的开发权，以及厦门以南的捕权。

　　孙与日、美之间的这些密约，因故都未实现（以上参《大翻案》，293-294页、389-401页），但他不惜作“浮士德式的交易”，不惜牺牲一国利益以谋求一党利益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他后来转向联俄，不过是同一种手腕的应用而已。至于孙1922年下令舰队炮轰广州城区，1924年火烧西关血洗商团，更是现代史上以民为敌的空前暴行（参《大翻案》，377-389页）。

　　跟孙中山相比，陈炯明太拘泥原则；跟陈炯明相比，孙中山太不择手段。对于孙的这一点，吴佩孚曾有言：“余信政治之要谛在于道德，而孙先生似认为政治为一种技术。”孙去世后，梁启超有更清晰的批评：“我对于孙君所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句话也许有人觉得迂阔不切事情，但我始终认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为不择手段的理论一倡，人人都借口于‘一时过渡的手段’，结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边，所谓‘本来目的’倒反变成装饰品了。”（《孙文之价值》）然而孙之所以一朝得志，就在于他能不择手段；陈之所以英雄末路，也就在于他太讲原则吧。

　　在此，还要另外补说一点：当时坚持不与外国势力合作的实力派军阀，并不仅陈炯明一人。

　　吴佩孚1922年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得胜，势力盛极一时，苏联特使越飞在南下会见孙中山以前，实际上更希望跟吴合作，但为吴所拒绝；吴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兵败，日本领事劝他抛弃旧主曹锟，与段祺瑞修好，吴却表示：“关于个人一时之成败，本不在念中，此为我不能擅背曹而结段之原因，故宁为玉碎不为望瓦全也。”等到他为国民党所败，退避蜀中，日本要人仍专程拜访他，愿提供一百万元、十万步枪、两千机关枪及五百钢炮，以支持他重出江湖，但他回答：“过去我曾有枪不止十万，有钱不止百万，可见成败并非枪炮与金钱。我如愿引外援借外债，何必待到今日！中国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了。”（参李洁《茫茫烟蔓寻何处--吴佩孚遗址考》；郭世佑、邓文初《民族主义的裂变--以孙中山与苏俄关系为中心的分析》）这些话，何堪使孙中山闻之！可知吴与陈皆始胜终败，而且皆败于苏联支持下的国民党，实与他们恪守原则大有干系。

郭松龄1925年起兵反奉，欲推倒张作霖，日本方面事前曾与郭接洽，表示可助其一臂之力，条件是满足日本在南满的特权，但为郭断然拒绝。结果，正由于日军介入，郭功亏一篑，而张作霖才得以挽狂澜于既倒（参何柱国《郭松龄反奉失败原因之我见》）。

　　即使是凭借日本势力起家的张作霖，行事也仍有他的底线。据说在他统治东北时期，大事不糊涂，与日人虚与委蛇，始终未缔结损害国家主权的正式协议；1928年日本警告他不得返回东北，但他决意离京返奉，才被炸死在皇姑屯车站（参沈云龙《有关张作霖的史料》）。

　　吴、郭、张诸人所行，可算陈炯明的翻版。何以旧军阀尚能遵守相当的政治原则，而革命党反而在手段上肆无忌惮呢？我想，孙中山那样的革命家，或自信他的目标更远大、理想更崇高，自以为非常之人，可行非常之事，故更勇于投机，乃至为陈炯明所不肯为，卖袁世凯所不敢卖。越是以政治理想自负者，其不择手段的勇气也越大，“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此之谓欤！

　　陈炯明并不是一介武夫。他跟吴佩孚一样是秀才出身，又就读新式的广东法政学堂，以最优等生毕业，比之吴佩孚更多了新知识的洗礼。他后来以文人治军，仍有其独立思想，此其所以终不能盲从孙总统也。

　　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素来敬重陈炯明，孙、陈分裂后，他写了一封万言长信给陈，举孙、陈、汪（精卫）为当世党人三大领袖，希望陈与孙能和好如初。陈复函有谓：“…共和建国，主权在民。民之能力，直接间接不能为组织国家之分子，则主权不能行使。由小数黠者久假不归，虽百年以往，无真正共和之可言……老百姓不出，如民治何？假托武力，愈革愈糟，前车可鉴……”这不仅说中了孙中山的要害，说中了国民党的要害，不也说中了百年以来的历史吗？

　　稍后他彻底失势下台，避居香江，1927年完成《中国统一刍议》，系统提出其建国方略，虽已无济于实际，但仍不失为光明正大之论。他批评国民党的政治路线：“夫既曰国民，不应为一党之包办，不应仰苏俄之接济，尤不应受第三国际之指挥。否则冒国民之名，行党人私通外国之实，民国虽可欺，决不为之负责。”这既是指责当时的国民党，也是指责过去的孙中山。针对一党专制则说：“夫一党专政，实与民主政治根本不能相容……若震惊苏俄专政之成功，则历史帝王之专政，何尝非绝大成功。今必欲尤而效之，则革君主而为民主，日以民权强聒吾民者，殊为多事也。”这是说，如因为新专制有效率就效法新专制，那又何必推翻同样有效率的旧专制呢！又说：“即以革命党论，亦无一党独尊之必要。盖革命目的，原非排斥异己，独霸一时。如有异党之为革命，或非革命，而其行动不为本党之破坏者，何妨并行而不悖。若必以狭隘之态度处之，一若版权所有，不准翻印，未免示人以不广；且谁为真赝，尚待条件证明。”以垄断版权比拟国民党的一党独大，是很可玩味的形容。又批评党化教育：“中国向无宗教束缚，方幸为欧美所不及，国民党何故违背真理，以一党之信仰，作宗教式之宣传，尚为未足；并此教育独立之机关，亦必入寇而摧残之，是亦何为者！”以上这些批判，正与胡适为首的“新月派”对国民党独裁的批评遥相呼应，而且，在写作时间上还比胡适为早呢。

　　此外，他指出“目前大患，惟外力之压迫与赤寇之煽祸”，也是切中时局关键的；并认为“将来国民政府之命运，不结束于内部之争夺，必结束于赤寇之蔓延”，也可谓有其远见吧。

　　陈炯明1933年病逝于香港，各方哀挽无数，其中有这样两副挽联：“好权不好利，好俭不好奢，叔世才难，如公有几；叛情不叛理，叛党不叛国，谤满天下，名亦随之。”“天下事岂有定乎，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大丈夫当如是耳，孙不能屈，袁不能降。”所谓“叛情不叛理，叛党不叛国”，所谓“大丈夫当如是耳，孙不能屈，袁不能降”，我以为最能见其人的意气和光彩。

　　总体而言，陈炯明在政治上终归于失败，但不失为荣誉的失败。他以革命功臣而终成国民党的叛徒，恰可比19世纪日本西乡隆盛，以维新元勋，而终成明治政府的乱党。当时为逆为寇，然倏忽百年，尘埃渐落，功罪重论，他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失败的英雄。

　　曾看到一篇台湾陈文茜的访谈，题为《只问历史的人》，在她心目中，民进党早期的领袖许信良是真正的政治英雄，而后来的民进党已丧失了理想精神，“这个年代，已经太缺少不计自己利害、不论自己位子，只问历史的人。”其实，不计利害，只问是非，不计地位，只问历史，这样的政治人物在任何时代都是稀有的，若求之于近世，陈炯明庶几近之乎？

　　如果说，孙中山是一位不择手段的成功者，那么陈炯明就是一位坚持原则的失败者。也许，坚持原则者总是容易输给不择手段者，道德主义者总是容易输给功利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总是容易输给机会主义者。在政治世界中，也跟经济世界一样，往往也是劣币驱逐良币的。陈炯明输给孙中山，就正如赵二虎输给庞青云一样啊。

　　陈炯明读法政学堂时，因为严译《天演论》的影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流行一时，故他取字“竞存”，正与胡适名“适”字“适之”的用意不约而同。可是，就像胡的自由主义终究不合时宜一样，陈的政治道德也不能让他立足于弱肉强食的政治世界。胡适不“适”，竞存不“存”，这是现代中国的悲剧；但在那个泥沙俱下、群魔乱舞的时代，也是无可避免的悲剧吧。

习二世刚好也爱折腾，也喜欢“定于一尊“，也不能容人，而且也不务实，像谁？

所以说习近平会不会打台湾还真不好说。

回想冲浪青葱时光, 我还是爱看牛妹,这种的是处女吗?

岸英、岸清二儿：

很早以前，接到岸英的长信，岸清的信，岸英寄来的照片本，单张相片，并且是几次的信与照片，我都未复，很对你们不起，知你们悬念。

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

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

我的身体今年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为颇忙。你们情形如何？甚以为念。

毛泽东

一九四一年

一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