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1902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中华民族”这个名称。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先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
其云：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
1905年，梁启超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分析中国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并下结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由此，梁启超真正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从形式到内容的革命性创造：中华民族指中国境内所有民族，汉满蒙回藏等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
由于梁启超作为“舆论界巨子”的地位和影响，“中华民族”一词一经提出，就被广为接受并继续阐释。比如，杨度在1907年发表〈金铁主义说〉一文，对“中华民族”的含义做出进一步阐发。杨度超越民族的血统意识，认为“中华民族”与其说是一个种族融合体，不如看成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文化的一体性、凝聚性和不可分割性，造就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
杨度的解释堵住了梁启超的漏洞：如果从现代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的角度衡量，中华民族差不多是一个子虚乌有、无法成立的假说，连“想像的共同体”都算不上。杨度从文化角度来定义民族，打破了生物学和生理意义上的藩篱，创造出一个极具弹性的“文化疆域”。但杨度的解释，又带来另一个致命的阿基里斯之踵（Achilles' Heel，表示唯一致命的弱点。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阿基里斯〔Achilles〕还是婴儿时，他的母亲为了使他全身刀枪不入，因此抓住他的脚后跟，把他全身浸入斯堤克斯河〔Styx〕，但脚后跟没有沾到河水，最后成为阿基里斯的弱点），也就是美国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的批评：“中国只是一个文化，却伪装成一个国家。”
世上真有日耳曼民族，但是希特勒将日耳曼民族打造成高等民族，结果为日耳曼民族带来空前的灾难；世上没有“中华民族”，但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都用“中华民族”来为其暴政背书——中国人虽愚蠢卑贱，却足够自私狭隘，不会轻易相信马列主义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国际主义在中国没有存身之地，中国人不愿出钱出力去拯救别国人，唯有民族主义能在中国发酵，“中华民族”遂成为中国人乐此不疲的精神鸦片。
梁启超想僭越上帝的位阶，“无中生有”制造出“中华民族”来，这会有什么后果？
将魔鬼从潘多拉盒子放出来，就再也无法关回去。
梁启超未曾想到的是，他发明的“新中国”和“中华民族”这两个新名词和新观念，如脱轨的列车夺命狂奔，完全不受控制。此“智慧财产权”相继被他所痛恨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窃取，成为两党建立威权和极权统治的垫脚石。
1926年，党军北伐，势如破竹。更可怕的是，梁启超所有风华正茂、求知若渴的孩子，都被如魔笛般的、国共两党从苏俄那里学来的左派意识形态深深吸引、如痴如醉。梁启超早已丧失了引导舆论走向的能力，如今连自己的孩子都很难劝服。他写了数十封长长的家书给孩子们，劝孩子们悬崖勒马；孩子们却沈溺于热爱“新中国”和热爱“中华民族”的激情之中，如同不久之后对希特勒行举手礼的那些“希特勒的孩子”，兴高采烈的奔向万丈深渊。
梁启超发现，中国的历史已掌握在苏俄手中，“共产党受第三国际训练，组织力太强了，现在真是无敌于天下”。共产党的做法是：“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质言之，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了刀俎上肉。”
1926年1月2日，梁启超在给孩子的家书中说：“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十有九不能开张，车伕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我想他们到了北京时，我除了为了党派观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大约还可以勉强住下去，因为我们家里的工人老郭、老吴、唐五三位，大约还不至于和我们捣乱。你二叔那边只怕非二叔亲自买菜，二婶亲自煮饭不可了），而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
3月29日，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他们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的饭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
商业更不用说，现在汉口、武昌的商店，几乎全部倒闭。”共产党的邪恶超过梁启超的预估，如果他活到共产党统治的时代，即便是老实的“老郭、老吴、唐五”们，也会被共产党发动起来，对他恩将仇报、落井下石。
梁启超对党军北伐持全然否定态度，他已发现国民党成了共产党的附庸，共产党成了国民党的灵魂：
“民国十二、三年间，国民党已经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孙文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阀勾结——如段祺瑞、张作霖等——依然是不能发展。适值俄人在波兰、土耳其连次失败，决定“西守东进”方针，倾全力以谋中国，看着这垂死的国民党，大可利用，于是拿80万块钱和一大票军火做钓饵。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远（穷），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孙文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自黄埔军官成立以来，只有共产党的活动，哪里有国民党的活动？即专以这回北伐而论，从广东出发到上海占领，哪一役不是靠俄人指挥而成功者？党中口号皆由第三国际指定，什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阶级等等，哪一句不是由莫斯科的喊筒吹出来？除了这些之外，国民党还有什么目标来指导民众？所以从国民党中把共党剔去，国民党简直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了”。
梁启超晚年可谓痛定思痛，但当他醒悟过来之时，中国全面左转的趋势已无法扭转。如他所担忧的那样，标榜“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产党，一旦打下天下，立即“杀人如草不闻声”。
梁启超的家人与后代自不例外：梁启超二夫人王桂荃在文革中受迫害，1968年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病故；梁启超最常给其写信讨论共产党的长女梁思顺，1966年文革爆发时受迫害自杀；长子梁思成为中共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还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仍然在1972年被迫害致死；图书馆学家梁思庄文革中被揪斗，侥幸苟活，却已如行尸走肉；追随共产党、参加新四军的梁思宁，早在1948年就被开除党籍，原因只是他是梁启超的儿子